马嵬坡前李隆基,昔日英主已垂老,权威不再,又何来胆气呢?

唐天宝十四年(公元755年),大唐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诛宰相杨国忠为名,在范阳(今北京)发动叛乱,史称“安史之乱”。叛军迅速攻下了太原、洛阳,次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。

第二年六月(公元756年),安禄山的军队开始进攻潼关,兵锋直指京师长安,京畿附近的河东、华阴、上洛等郡官吏望风披靡,纷纷弃城逃跑。

此时此刻的长安城头,已经能够清楚得感受到叛军铁蹄扬起的萧杀气氛。

时年七十一岁的李隆基,早已丧失了当年的豪气与雄心,他不知道该如何去平定这场席卷半个江山的叛乱,更不知道该如何以这副天子之身去面对范阳的刀马。

此时,与李隆基一样方寸大乱的杨国忠,向李隆基建议,“幸蜀”。

也就是逃往四川。

杨国忠提出这个建议当然是有私心的,蜀地是他的老巢,到了那里,他可以依评自己在那里的势力,继续将玄宗与自己牢牢绑在一起,这样,只要玄宗的牌子不倒,只要天下的节度使仍愿意拱卫李唐皇室,那他眼下所拥有的权势与富贵便可继续持续下去,安禄山、史思明的反叛,不过是他仕途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。

但也许是如火的军情烧乱了他的思维,也许是他内心中自私的部分彻底压倒了理智,一向善于揣摩人心的他,此时却完全没有注意到,在朝堂之中酝酿开来的那份剑拔弩张的气氛。

这朝堂上的人,又有哪个不知道剑南是杨国忠的老巢,可又有哪个人会希望继续由他来把持大唐的朝纲。

这么大的乱局,总得有个人来承担罪责。

次日,唐玄宗登勤政楼向长安百姓许诺:朕要亲征。但当天晚上,便命令禁卫军首领陈玄礼准备车马,调动亲军,并于第二天清晨带领百官、妃嫔、宫人,仓皇出逃。

这个曾经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首屈一指盛世的皇帝,现在居然懦弱到,要用他长安子民的血肉之躯去抵挡范阳兵马的铁蹄。

那位平定韦后与太平公主之乱的青年英主,那位与姚崇、宋璟、张说、张九龄这些千古人杰共商国是的盛世天子,那位明知李林甫“妒贤嫉能,无人能比”却仍敢让他登宰相位的自大皇帝,到了此时此刻均已烟消云散。

安禄山的大燕军队攻入潼关的这一年,李隆基七十一岁。

逃难之路充满艰辛,车马劳顿,补给不足,相比于这些切实的苦难,长安百姓在叛军铁蹄蹂躏下发出的哭喊声,对李隆基来说还是太过遥远了。

他现在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,至于其他的事情……百姓的安危,大唐的尊严,懦弱的迷雾已经遮住了他的眼睛,他再也看不到这些东西了。

之后,便发生了马嵬坡下的那件事。

当地的地方官员逃逸,无人供应军粮,又累又饿、怨气冲天的禁军发生了哗变,杨氏一门均遭屠戮。

杨贵妃虽然长居深宫、不知政事,但也成不了覆巢之下的完卵。

甚至连一生都对李隆基忠心耿耿的高力士,这次也没再站在唐玄宗这边。

“贵妃诚无罪,然将士已杀国忠,而贵妃在陛下左右,岂敢自安!愿陛下审思之,将士安,则陛下安矣。”

玄宗为求自保,万般无奈之下,只好赐杨贵妃自尽。一代天姿国色,就在马嵬驿佛堂前的梨树下香消玉殒,时年三十八岁。

自古君王情比纸薄,这句话似乎又一次得到了应验。

杨贵妃自然是令人痛惜的,但玄宗后期的昏庸、安禄山在边关的做大、以及杨国忠的乱政,不能说和杨贵妃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马嵬坡下的一条白绫,带给她的不仅是冤死,也是清净。

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结局,有时候会让人联想起项羽和虞姬。

对于男性的一方而言,唐明皇与楚霸王,都是一样的穷途末路,英雄气短。

对于女性的一方而言,杨贵妃与虞姬,都是一样的被迫自尽。

前者是“君王掩面救不得,回看血泪相和流。”

后者是“骓不逝兮可奈何,虞兮虞兮奈若何。”

但相较而言,霸王与虞姬的结局就要比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结局,要壮烈得多了。

项羽在军事与政治上的失败,要比李隆基糟糕得多。垓下之围,楚军主力彻底被歼灭,项羽率领最后的八百骑突围,在经过和追兵的死战,项羽到达乌江时,跟在他身边的只剩下二十八骑,而紧随其后的汉军追兵,却有足足五千人。

但项王终究还是维持住了自己的胆略,他横枪跃马,无畏死战,纵是最终力竭自刎,也拥有着一种天神下凡似的英姿神采。

反观李隆基,叛军未至,便抛下百姓弃城西逃。行至半途,禁军请命杀回长安,他却一语不发、只求自保。马嵬坡前,军队哗变,他依旧拿不出一言九鼎的气势。

大唐的皇帝,掌控千万人生命的天子,就这样在自己的护卫军面前,消去了最后的一丝魄力,俨然与一名怕死的匹夫无异了。

想来许多人看到这里,都会觉得李隆基这位曾经的一代雄主,这个时候已经老糊涂了,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像从前那样掌控局势,也无力再行使那至高无上的皇权了。

但事实真就如此吗?十余年的安逸享乐,真的不光消磨掉了李隆基的斗志,也将他的智慧与手段也一并消磨掉了吗?

站在我们后人的角度来看,事情似乎并不是这样的。

李隆基的逃亡之路惊险不断,但几次都被他化险为夷:马嵬坡兵变他泪别杨玉环,以极度的悲痛换取了兵士们暂时的同情;之后他又派太子李亨率两千兵北上灵武,更是进一步将李亨这个“火药桶”从逃亡队伍中清除出去(虽然这件事对太子李亨更有利);到达扶风郡之后,他将益州进贡的十万匹贡布赏赐给军士,并允许军士自行去留,最终他的车驾到达蜀郡的时候,身边的扈从、官吏、军士加起来不过一千三百余人。

在逃亡途中,禁军内部可谓是暗流涌动,不满情绪甚嚣尘上,再加上军士的家人财产多在长安,思亲、思归的心理甚重,就连禁军的统帅陈玄礼面对这种危险的状况也毫无办法。是李隆基在众叛亲离、身旁无一重臣可供咨询的情况下,将兵乱的危险压制在警戒线以下,并慢慢地将其分化、瓦解。

入蜀之后,李隆基还是做出了几个比较英明的决断:他先是大赦天下,化解自李林甫专权以来积累起的社会矛盾。而后,他欣然接受了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称帝的消息,并且立刻将象征皇帝权威的印玺和金策交出,让肃宗的这个皇位得以坐稳,也让全天下仍愿意效忠李唐的节度使拥有了一个“保险”的效忠对象。

但同时,李隆基并没有完全放弃掉手中的权力,他虽然退皇帝位称太上皇,但却依旧保留了干预军国大事的权力,同时根据《明皇令肃宗即位诏》的规定,在克复长安之前,玄宗可以继续处置南方地区的军政要务,直到后来回到长安之后,他才真正开始不问政事,专心养老。

后来,镇守江陵的永王李璘拥兵自重,意图效法司马睿割据江东,李隆基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便站在了唐肃宗这边,他发布诰文将李璘贬为庶人,将这位他最喜欢一位儿子定性为乱臣贼子。

但可惜的是,李隆基在回到长安之后,心智仿佛又糊涂起来了,他宴请军中的同龄,又继续任用陈玄礼作为自己的护卫首领,最终招来了肃宗的不满和猜疑,这就是利令智昏了。

怎么说呢,虽然安史之乱之后,李隆基已不再是大唐政坛上的主角,但他也没有彻底沦为一介丑角,他虽然没能像项羽、隋炀那样,展现出虎死不倒威的姿态,但也为挽救支离破碎的大唐帝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看到这里,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。

既然晚年李隆基的理政水平依然在线,为什么平定安史之乱的人不是他,而是唐肃宗李亨呢?如果他能像汉武帝那样,自己把自己搞出来的乱局收拾好,那他的晚年光景应该就不会那么凄惨,死后也不至于背负一个昏聩的骂名。

答案其实很容易回答,不过要是细分开来,应该是有三个原因。

首先是最直观的第一个原因:英雄迟暮。

安史之乱开始的时候,李隆基已经七十一岁了。这在中国古代,妥妥能称得上是“高龄老人”了,而在平均年龄只有39岁的皇帝之中,能活到他这个岁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。

看看历史上那些有大作为的君主吧,能活到70岁的又有几个呢?更别说活到那个年纪之后还能保持和过去一样执政水平的了。

一个七十一岁的高龄老人,就是再老谋深算、再有智慧,也不可能如年轻人、壮年人的那般充满斗志,这是生理因素决定的……至少在古代社会,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从这一因素的影响中跳出去。

想想当初的赵武灵王吧,一代英主最后居然活活饿死……

当然凡事也是有例外的……毕竟中国古代确实还有一位皇帝,年过八十还雄心勃勃。

其次是影响最深远的第二个原因:李林甫专权时期的白色恐怖,毁掉了唐玄宗在大唐官民心中的君恩。

其实“君恩”这种东西,在封建社会的官员心中非常重要,它是君臣之礼的一部分。正如《孟子》中所说的那样: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。这句话,用现代人的语言去解释就是,一个国家要稳定(注意,稳定和强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),需要众多的既得利益者。

而李林甫在专权时期,大兴冤狱,排斥异己。先是借牛仙客事排挤张九龄、裴耀卿等人,又进谗言使李隆基杀太子李瑛、鄂王李瑶、光王李琚,之后又抓住李隆基对太子的猜疑之心,连续发起三次大狱;最丧心病狂的是,李林甫为了杜绝唐代“出将入相”的传统,竟然建议唐玄宗不再选用文臣为边关将领,这样一来,他就不必担心在朝廷外部出现自己的政敌了。

李林甫的一系列建议和举措,不仅造成了蕃将做大的局面,为之后的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,也严重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,使得地方上官员的诉求难以反馈到中央,也隔断了中央官员与地方实权派之间的联系。地方实权派出身的官员进入不了中央,只能在地方上持续做大,中央朝廷里官员没有了上升的渠道,自然就会对皇帝生出怨愤。

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下去的结果,就是唐玄宗的皇帝权威变成了一个毫无根基的空中楼阁,待到安史之乱爆发,将这种权威推翻在地之时,唐玄宗再想翻过身来,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了。

而一个得不到臣下信任的君主,就算再有智慧、再有手段,也会像陷在棉花里的大力士,天大的力气也使不出来了。

至于这最后一原因嘛,则在于大唐帝国的特殊国情。

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,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全世界人类的【希望之光】,就算是里根-布什-克林顿时代的美国也难以与之相比。强盛,富足,繁荣,文明,先进……所有寓意美好的词汇放在那个时期的大唐身上,都不会让人觉得夸张。

尤其是唐玄宗执政前中期的开元年间,虽然土地兼并、战备松懈的情况已经有了苗头,但在清明的政治环境与繁荣的经济环境影响下,这些问题均得到了掩盖。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,唐朝就是永盛不衰的日不落帝国。

而之后的安史之乱,叛军在大唐境内势如破竹,各州县在叛军的铁提前望风披靡,毫无抵抗之力,则将民众和官员们对于大唐的固有印象被彻底打破,强烈的心理落差,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。

李隆基仓皇出逃,本就是极度丧失民心的行为,再加上大唐百年强盛,长安城头一次面临陷落的危险,百姓也好、军士也好,在面对光荣的过去和惨痛的现实时,心理上的落差是极其巨大的,而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,最终是要发泄在掌权者身上的。

杨国忠不够分量,杨家满门也不够天下人出气的,那安史之乱这一惊天之变的责任究竟该谁来担呢?

只能是唐玄宗了。

一个罪人,又如何能够担负得起重整大唐帝国的责任呢。

……

所以说,无论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都注定了唐玄宗李隆基,不能像汉武帝那样,亲手收拾由自己引发的乱局。他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,他曾经的皇帝权威也同杨贵妃的香躯一同,化作了马嵬坡下的一潭尘土。

没有青年时代的血气方刚,也没有壮年时代的果敢英武,没有文臣武将的支持,也没有百姓官兵的信任,只剩下一颗在剧变之下骤然冷静的脑袋、以及一点点已在身体里沉睡许久、刚刚醒乏过来的政治智慧,这样的李隆基,充其量也就是一只在死前对山哀嚎的病虎,虽然仍有些许的自保之力,但还想要呼啸山林、令百兽胆寒心怖,却已是不可能的了。